她没跟任何人说这个名字的意思。阿禾娘问她为什么叫“念”，她说：“念着日子好过些。”

阿禾娘看了她一眼，没再问了。

陆念满月的时候，家里没有办酒。不是不想办，是没有办法办。村里人已经很久不上她家的门了，就连王婶子，自从接生那天来过一次，也再没来过。不是王婶子心狠，是王婶子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有自家的名声要顾。跟她家走得太近，闲话会连她一起嚼。

阿禾理解。她理解所有人。

但她还是想不通一件事——她做错了什么？她只是爱上了一个人，那个人走了，她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，她不肯把孩子打掉。就这些。这些事，放在今天，可能什么都不是。但放在这个村子里，放在1969年的秋天，就是一桩天大的丑事，是她这辈子都洗不掉的脏。

陆念会爬了。陆念会站了。陆念会叫“娘”了。她叫的是阿禾娘，不是阿禾。阿禾娘抱着这个外孙女，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什么东西撑开了一些，多了一点活着的意思。小孩子的笑声灌进那间灰扑扑的老屋，像一瓢清水泼在干裂的地上，哧的一声，冒起一小股热气，然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。但那一刻是活的。

可阿禾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

她的咳嗽越来越重，从秋天咳到冬天，又从冬天咳到开春。她咳的时候整个人都弓起来，像一只煮熟的虾，脸憋得发紫，好半天才能喘上那口气。阿禾让她去看大夫，她不去，说“看什么看，又不是什么大病”。其实两个人都知道是什么病——是累出来的病，是苦出来的病，是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那些东西，一口一口地堵在胸口，堵成了病。

阿禾想替她娘干活。她把陆念背在背上，下地去锄草。锄了不到半个时辰，腰疼得直不起来，陆念在背上哭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阿禾咬着牙又锄了两垄，最后还是背着孩子回家了。她娘看见她，什么也没说，把陆念解下来抱在怀里，哄了两声，孩子不哭了。

“我来吧。”她娘说。

“娘——”

“我来。”她娘的声音不大，但是那种不容商量的口气，和阿禾说自己“我等陆砚”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阿禾忽然发现，她和她的娘，其实是一种人。

她们都一样倔。她娘倔了一辈子，嫁了一个穷男人，没有六亩水田，没有三间瓦房，住在这间土坯房里，伺候公公婆婆，养大两个孩子（一个没站住，三岁上没了），然后把日子过成了一块怎么也拧不干的抹布。她从来没有听她娘抱怨过一句。不是没有苦，是把苦咽下去了，咽得干干净净，连个嗝都不打。

现在她娘又把她的苦、阿禾的苦、这个家的苦，一起咽了下去。咽到嗓子冒烟，咽到肺里长出一个洞，咽到她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陆念三岁那年的春天，阿禾娘没能看到桃花开。

她是在一个夜里走的。很安静，像阿禾爹一样安静。阿禾半夜醒来，听见她娘那间屋里的咳嗽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安安静静的，安静得不正常。她披着衣服走过去，月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，照在她娘脸上。那张脸很平静，嘴角甚至微微上翘着，像是在做一个很好的梦。

阿禾在炕前站了很久。陆念在她身后揉着眼睛走过来，拽着她的衣角，奶声奶气地喊：“娘，娘，姥姥怎么了？”

阿禾蹲下来，把女儿抱在怀里，抱得很紧很紧。陆念被她箍得有些不舒服，扭了扭身子，小手在她脸上摸了一把，摸到了一手的泪。

“娘，你怎么哭了？”

“没有，”阿禾说，“娘没哭。”

她抱着陆念，在那间屋子里站了一整夜。月亮从窗户纸那边移过来，又移过去。鸡叫了，天亮了，春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带着泥土和草芽的气息。桃花要开了。她娘最喜欢桃花，每年春天都要在院子门口那棵桃树下站一会儿，仰着头看那些粉白粉白的花，看着看着就笑了，笑得像个姑娘。

今年她看不到了。

阿禾把她娘葬在了她爹旁边。两个坟包挨着，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，隔着一道墙，谁也不多话，但谁也离不开谁。

她站在两座坟前面，怀里抱着陆念。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在她怀里扭来扭去，伸手去够路边的野花。阿禾弯腰帮她摘了一朵，黄的，小小的，叫不出名字。陆念拿在手里，高兴得咯咯直笑。

阿禾看着那座空荡荡的老屋，看着那三亩已经荒了大半的水田，看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土路。路还是那条路，和陆砚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黄土，石子，两边是齐腰深的草。路尽头是山口，山口外面是什么，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那个人从这条路上走了，就再也没有从这条路上回来过。

村子里炊烟起来了，一家一家地升上去，被春天的风吹散了。没有一缕烟是从她家烟囱里冒出来的。灶台已经三天没生火了，她没心思做饭，陆念跟着她吃了三天的冷馒头。

阿禾转过身，抱着陆念，一步一步走回了家。

她把门关上。

不是关别人，是关自己。关上这扇门，村里人的唾沫就溅不进来了。关上这扇门，就没有人再说三道四了。关上这扇门，这世上就只剩她和陆念，和那枚哨子，和那句没有兑现的承诺。

门关上了。

阿禾靠着门板，慢慢滑坐在地上。陆念从她怀里挣出来，蹲在她面前，歪着脑袋看她。

“娘，你是不是想姥爷了？”

阿禾摸了摸女儿的脸，摇摇头。

“姥姥？”

阿禾还是摇头。

“那你想谁呀？”

阿禾把哨子从衣服里掏出来。三年来，这枚哨子一直挂在她脖子上，贴着胸口，被她的体温捂得温热。铜壳上的那个“禾”字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了，但她闭着眼睛也能摸出那个字的笔画——一撇，一横，一竖，一撇，一捺。每一笔都刻在她心上。

“一个人。”阿禾说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你爹。”

陆念眨巴着眼睛。她从来没有见过爹，对“爹”这个字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——大概是和“姥姥”“姥爷”差不多的东西，是一个不在身边的人。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
阿禾看着那扇关上的门。

门板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门神，已经卷了边，一只眼睛被虫子蛀了，只剩一个黑黑的洞。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，细细的，亮亮的，落在地上，像一根绷直的丝线。

“快了。”阿禾说。

她不知道“快了”是多快。一个月？一年？十年？一辈子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她不会离开这间屋子，不会离开这个村子，不会离开这条路。因为万一他回来了呢？万一他明天就到了村口呢？万一她走了，他找不到她了呢？

她走不了。

她这辈子，就死在这个“万一”上了。

陆念三岁了。阿禾娘走了。家里只剩一大一小两个人，一间摇摇欲坠的老屋，三亩已经荒得差不多的水田，和一枚刻着名字的哨子。

陆砚走了三年多了，没有一封信，没有一句话，没有一个口信。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里，连个响动都没有。

但阿禾还在等。

她每天早上起床，第一件事是打开那扇门。把门敞开，敞得大大的，让阳光照进来，让风灌进来，让那条路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她眼前。

然后她站在门槛上，朝那条路看一眼。

没有人。

她转身回去做饭。给陆念穿衣服。喂鸡。下地。天黑。关门。睡觉。第二天早上再开门，再看一眼。

没有人。

还是会有的。她跟自己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