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念四岁那年的春天，阿禾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
不，不是“来了”——是一封信先来了。

那是一天下午，阿禾正蹲在院子里给陆念洗手。孩子的手上沾满了泥巴——她刚才在院子里挖蚯蚓，说是要拿去喂鸡。阿禾舀了一瓢水，一点一点地冲，陆念咯咯笑着，把手往水瓢里伸，溅了阿禾一脸。

院门外有人喊：“阿禾！阿禾在家吗？”

阿禾听出是王婶子的声音。自从她娘去世后，王婶子偶尔会来看看她们娘俩，送几个鸡蛋、一把青菜，也不多待，放下东西就走。阿禾知道，王婶子来的时候都是趁村里人不在的时候，怕被人看见，怕被人嚼舌根。这份小心翼翼的善意，阿禾记在心里。

她站起身，在身上擦了擦手，走到院门口。

王婶子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脸上是一种阿禾看不懂的表情——像是兴奋，又像是忐忑，说不清。

“阿禾，”王婶子把信封递过来，“有你的信。”

阿禾愣了一下。

信？谁会给她们家写信？她爹娘都走了，亲戚们早就断了来往，村里人见了她们都绕着走。谁会给她写信？

她接过信封，翻过来看了看。信封上写着地址——歪歪扭扭的，但能看出是认真写的。收件人那一栏写着“阿禾”，没有姓，就是“阿禾”。寄件人那一栏，写着一个地名：云汀。

阿禾的手开始发抖。

云汀。她没听过这个地方。她也不认识这个地名。但她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，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她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她的身体比她的脑子先知道——这封信，和那个人有关。

“我不识字，”阿禾的声音也在发抖，“王婶子，您帮我看看，这信上写的什么？”

王婶子接过信封，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，抽出里面的信纸。那是一张很普通的纸，边角有些皱了，像是被人攥过。王婶子把信纸展开，凑近了看。

然后她愣住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阿禾问，“写的什么？”

王婶子把信纸翻过来，又翻回去，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好像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。

“就几个字，”王婶子抬起头，表情有些古怪，“写的是——‘我在云汀。阿禾，安。’”

阿禾的心猛地揪了一下。

阿禾把信纸接过来，捧在手心里。她不认识那些字，但她认得那个“禾”字——它不是印上去的，是写上去的，一笔一划，和那个晚上他在她掌心里写的一模一样。

是他。是他写的。

他还活着。

他没有忘记她。

“还有呢？”阿禾问，“还写了什么？”

“没了，”王婶子说，“就这几个字。连个地址都没写。”

就这几个字。

没有“你好吗”，没有“我很好”，没有“我来接你”，没有“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”。没有“我想你”，没有“我对不起你”，没有“等我”。

只有几个字。

但阿禾知道，这几个字里藏着多少说不出来的话。

她捧着那张纸，站在院子里，春天的风吹过来，把信纸的一角吹得翘起来。陆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拽着她的衣角喊“娘，娘，你怎么了”，她没有听到。

她只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
那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声音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穿过四年的光阴，穿过一千多个日夜，穿过所有的闲话、所有的白眼、所有的苦难和眼泪，清清楚楚地落在她耳朵里——

“我在云汀。阿禾，安。”

阿禾把信纸贴在胸口，贴得很紧很紧，像是要把那几个字按进心里去。

她等到了。

四年了。她终于等到了。

他还在，他还活着，他还在等她。

这就够了。

那天晚上，阿禾去了赵支书家。

村支书姓赵，五十来岁，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书记。他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，做事不声不响，但谁家有了难处，他都会搭把手。阿禾她娘去世的时候，是赵支书帮忙张罗的丧事。村里人对阿禾家避之不及，但赵支书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难听的话。

阿禾到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，赵支书正坐在堂屋里抽烟。他烟瘾很大，嘴里总叼着一支烟，一根接一根地抽，属于一天只要一根火柴的老烟枪。看见阿禾进来，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，指了指旁边的凳子：“坐。”

阿禾坐下来，把那封信从怀里掏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
“赵支书，”阿禾说，“我想求您帮个忙。”

赵支书看了看桌上的信封，又看了看阿禾，没有急着拿信。他又抽了一口烟，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模模糊糊的。

“什么忙？”

“我收到一封信，”阿禾说，“是陆砚写来的。您还记得吗？就是当年垦荒队那个……”

赵支书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。

他当然记得。那个小伙子，话不多，干活肯出力，和村里人关系处得不错。后来队伍走了，再后来阿禾怀了孩子，再后来闲话满村飞。他是支书，这些事情他都知道，但从来没有问过。有些事情，不用问，看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