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信上说什么？”赵支书问。

“就几个字，”阿禾说，“‘我在云汀。阿禾，安。’”

赵支书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拿起了信封。他看得很仔细，先看了正面，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，然后才抽出信纸。他把那张薄薄的纸展开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放下了。

“确实就这几个字。”赵支书说。

“赵支书，”阿禾的声音有些发抖，“云汀在哪儿？”

赵支书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又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两口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里屋，翻了一会儿，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中国地图。那是他在公社开会时领的，已经用了好几年，边角都磨毛了，上面的字有些已经看不太清。

他把地图铺在桌上，煤油灯移近了一些。阿禾凑过去看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和线条，她一个也不认识，但她看见了——赵支书的手指在地图上慢慢地移动，从一个点划到另一个点，划了很长一段距离。

“在这儿，”赵支书的手指停在一个小点上，“云汀。在北方，离咱们这儿很远。坐火车要倒好几趟，到了县城还得换汽车，汽车不通的地方还得走路。”

阿禾看着那个小点。她不知道那个小点到底代表多大的地方，但她知道，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远到她这辈子都没想过会去。

“赵支书，”阿禾的声音很轻，但很稳，“我要去。”

赵支书抬起头看着她。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，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。不是惊讶，不是反对，更像是一种……心疼。

“阿禾，”赵支书说，“你知道这两年外面变成什么样了吗？”

阿禾摇了摇头。

赵支书把地图折起来，放在一边，又抽了一口烟。

“前几年，垦荒队那都是大干快上，‘当年开荒，当年打粮，当年做出贡献’。”赵支书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“但这两年不一样了。去年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，大城市都不怎么往那边送人了。兵团那边，亏损的亏损，撤编的撤编。你现在去找人，不是前几年了，编制在变，地名在变，人在变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看着阿禾的眼睛。

“你去了，不一定能找到他。”

这句话像一块石头，扔进了那口看不见的井里。

阿禾沉默了很久。

窗外的风吹着院子里的桃树，沙沙地响。那棵桃树是她娘生前种的，今年开了满树的花，粉白粉白的，在月光下像一团雾。她娘最喜欢桃花，每年春天都要在树下站一会儿，仰着头看，看着看着就笑了。

她娘再也看不到今年的桃花了。

“赵支书，”阿禾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“我知道不一定能找到他。但我要是不去，我这辈子，就死在这个村子里了。”

“不是死，”她说，“是活不成。”

赵支书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

他见过很多人。见过喊口号的，见过表忠心的，见过哭天抢地的，见过默默扛着的。但像阿禾这样的，他见得不多。不是倔，是认。认了这条路，不管前面是什么，闭着眼睛也要走完。

赵支书把烟掐灭了，站起身，走到柜子前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，递给阿禾。

“云汀这个地方，”赵支书说，“我帮你打听打听。你先回去，把孩子安顿好。出门不是小事，得准备。”

阿禾接过小本子和铅笔，低下头看了看。她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但她知道，这是赵支书给她的一个承诺。

“赵支书，”阿禾站起来，朝他鞠了一躬，“谢谢您。”

赵支书摆了摆手，没有说什么。

阿禾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赵支书忽然叫住了她。

“阿禾。”

她回过头。

赵支书站在堂屋里，煤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投在墙上，像一棵老树。

“那个‘安’字，”赵支书说，“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阿禾想了想：“是平安的意思？”

赵支书摇了摇头。

“不全是。”他说，“在那个年代，写信的人写‘安’，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是告诉你，我平安，你别担心。还有一个是——”

他顿了一下。

“是我在这儿安了家。你放心。”

阿禾站在门口，月光从外面照进来，照在她身上，照在她脸上。她的脸上没有泪，但她的眼睛亮得惊人，亮得像那天晚上的月亮——大得像假的，可她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她没有说话。

她转过身，走进了春天的夜里。

桃花在头顶上开着，粉白粉白的，落了她一肩膀。

她把那枚哨子攥在手心里，攥得紧紧的。

他会一直等。她也会一直找。

“你不来，我不走”——这句话陆砚没有写在信上，但阿禾知道，他一定是这个意思。

因为换了她，也是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