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禾出发的那天，是个阴天。

她没什么行李。几件换洗衣服，两张杂面饼子，一壶水，赵支书借给她的五块钱，还有那封贴身放着的信。信纸已经被她的体温捂得发软了，边角起毛，折痕处快要断裂，她不敢再打开看，怕一打开就碎了。

她走的时候是清晨，村里人还在睡觉。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，也没有回头。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。

从村子到县城，六十里路。她打算走到县城，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市里，从市里坐火车往北走。赵支书帮她查过了——云汀在北方，很远，要先坐一天一夜的火车，再换汽车，汽车不通的地方要走路。至于走多久，赵支书说“不好说，看运气”。

阿禾没有问“运气不好怎么办”。她已经不需要问了。这十年，她的运气一直不好，但她还活着，还在走。这就够了。

前面六十里是山路。

说是路，其实就是人踩出来的一条土径，宽的地方能走板车，窄的地方只能过一个人。阿禾没走过这条路。她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，还是跟着她爹去的，坐在板车上，她爹在前面拉，她在后面看风景。那时候她才十几岁，觉得县城好大，好热闹，好远。

现在她要一个人走了。

走了不到十里，她的脚就磨出了泡。

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，鞋底厚实，但走了这么远的山路还是不够用。石子硌着脚底板，一开始是疼，后来是麻，再后来就没感觉了。她知道不能停下来——停下来就走不完了。

山路两边是密密的灌木丛，偶尔有一两棵松树，黑黢黢的，像站着不说话的人。她一个人走，前后都没有人。风从山谷里灌上来，呜呜地响，像有人在哭。她不怕。她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了，什么难都见过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

到了下午，天阴得更厉害了，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，像是伸手就能够到。阿禾看了看天，加快了脚步。她知道要下雨了，她得在下雨之前走出这段山路，找一个能避雨的地方。

雨还是来了。

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是那种突然泼下来的大雨。天像被人捅了个窟窿，水哗哗地往下倒。阿禾前后看了看，没有人家，没有草棚，只有一棵歪脖子松树，树冠大一些，勉强能挡一挡。

她跑到树下，把包袱抱在怀里——包袱里是换洗衣服和那两张饼子，不能湿。她自己站在树外面，让雨浇着。秋天的雨凉得刺骨，浇在身上像一根一根的针，扎得人直哆嗦。她咬着牙，嘴唇咬出了血印子，一声没吭。

雨下了大半个时辰才停。阿禾浑身上下湿透了，头发贴在脸上，衣服贴在身上，冷得她牙齿打架。她从包袱里扯出一件干衣服披上，继续走。

天黑的时候，她走到了一个村子。

说是村子，其实就七八户人家，散落在山坳里。阿禾敲了第一家，没人应。第二家，一个老太太开了门，看了看她，问：“找谁？”

“大娘，”阿禾说，“我是过路的，天黑了走不了了，想在您这儿借宿一晚。”

老太太上下打量了她一遍。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衣服皱巴巴的，脸上被风吹得通红，怀里抱着一个旧包袱，站在门口，浑身发抖。老太太看了半天，问了一句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。”

老太太把门开大了一些，让她进去。

阿禾在老太太家的灶台边烤了烤火，喝了一碗热粥，吃了半个饼子。老太太问她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，她说“从南边来，到北边去”。老太太又问她去北边做什么，她说“找一个人”。

老太太没有再问了。

那天晚上，阿禾睡在老太太家的柴房里。柴房没有炕，只有一堆稻草，她把稻草铺平了，躺上去，盖上自己湿了大半的衣裳。稻草扎人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就侧着身子，把包袱抱在怀里，包袱里有那封信。

信还在。

她闭上眼睛，听着外面的风声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地响，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喊她的名字。

第二天天不亮，她就起来了。她把柴房收拾好，跟老太太道了谢，继续赶路。

从村子到县城，她走了整整两天。

到县城的时候，她的脚上全是水泡，有的破了，跟袜子粘在一起，脱袜子的时候疼得她直抽气。她在县城找了个最便宜的旅店住了一晚——一个大通铺，一晚上两毛钱，跟七八个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。有人打呼噜，有人说梦话，有人磨牙。阿禾没睡着，她睁着眼睛，看着黑乎乎的屋顶，想陆念。

她想女儿趴在炕沿上写作业的样子，想女儿端着一碗白开水从灶房走到院子里、小心翼翼怕洒了的样子，想女儿问她“娘，这个字怎么念”的样子。

她闭上眼睛，又睁开。闭上眼睛，又睁开。

一夜没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去了长途汽车站。

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很小，一间灰扑扑的平房，门口挂着块牌子，写着“售票处”。阿禾不认识那几个字，但她看见有人在排队，就跟了上去。

轮到她了，她趴在窗口上，把赵支书写给她的纸条递进去——“市里”。

售票员看了一眼纸条，又看了她一眼，问：“你有介绍信吗？”

阿禾愣住了。

介绍信。她不知道出门还要介绍信。在她那个村子里，她去哪儿都不需要介绍信，因为哪儿也不去。她不知道外面的人出门是要介绍信的。

“我没有，”阿禾说，“我就是去市里，坐火车，往北走。”

“没有介绍信不能卖票。”售票员把纸条推回来，语气平平的，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。

阿禾站在窗口前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后面的人催她：“走不走啊？不走走开。”她让开了，退到车站外面，蹲在墙角，把那封信从怀里掏出来，贴在胸口上。

信还在。可她不识字，没有介绍信，她连这个县城都出不去。

她在汽车站门口蹲了大半个时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想回去找赵支书开介绍信，可来回又要走一百多里路，她走不动了。她的脚已经烂了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

这个时候，有个人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阿禾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，四十来岁，戴着一顶旧帽子，脸上有胡子茬，但眼睛很亮。他蹲下来，看着她，问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阿禾犹豫了一下，把赵支书写的纸条递给他。

男人看了看纸条，又看了看她，问：“出门没开介绍信？”

阿禾摇了摇头。

男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写了几行字，撕下来递给她。

“拿着这个，去窗口买票。说你是去市里看望你男人，男人在矿上工作。”男人的语气平平的，像在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“我叫老魏，在市里运输公司开车。到了市里，你来找我，我帮你想办法弄介绍信。”

阿禾接过那张纸，看了半天，看不懂。但她知道这上面写的是能让她上车的东西。

“魏大哥，”阿禾的声音有点哑，“谢谢您。”

老魏摆了摆手，站起来走了。走了几步又回头，补了一句：“你一个女的，出远门，路上小心点。别跟陌生人说话，别吃别人给的东西，晚上别赶夜路。”

阿禾点了点头。

她拿着那张纸，又去排队了。这一次，售票员看了看纸条，又看了看她，没再说什么，撕了一张票给她。

阿禾上了车。

长途汽车很破，座位上的布套磨得发白，车窗关不严，风从缝里灌进来，呼呼地响。车上坐了十几个人，有男人有女人，有老人有孩子。阿禾缩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把包袱抱在怀里，眼睛看着窗外。

窗外是山，是田，是村子，是她在过去三十年里看过无数遍的风景。但那风景在往后退，一退一退的，慢慢地变小，变远，变成她看不太清的东西。

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么远。

车开了三个多小时，到了市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