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老婆怎么样了？”

护士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有他不想看到的东西。不是冷漠，是不忍。

“正在抢救。”

“孩子呢？”

“早产，在保温箱。”

护士走了。陆砚站在走廊里，走廊很长，灯光惨白，惨白得像阿禾的脸。他蹲下来，蹲在墙角，两只手抱着头。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，无声无息的，流进指缝里，流进手腕上的血迹里，流进袖口里。他没有出声。走廊里有脚步声，有人在说话，有推车轮子嘎吱嘎吱地响。他什么都没听见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一下的，很重，很慢，像是有人在用拳头捶一堵墙，捶了很久，那堵墙还没倒。

产房的门开了。医生走出来，白大褂上全是血。他摘下口罩，看着陆砚。

“产妇大出血，加上心脏衰竭——”

“我要见她。”陆砚说。

医生看着他，没有拦他。

陆砚走进产房。阿禾躺在产床上，身上盖着白色的床单，床单上全是血。她的脸是白的，嘴唇是白的，眼睛闭着，很安详，像睡着了。她的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手背上扎着针，针头旁边有一块淤青，青紫色的，像一朵开败了的花。陆砚走过去，站在她旁边，低头看着她。

他想起他第一次见她。那一年她十九岁，站在田埂上，穿着蓝布衫，手里攥着一枚哨子。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，她没有理，就站在那里看着队伍离开。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她在哭，但她没有低下头。她就那么站着，眼泪在流，下巴抬着。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。让她等，让她找，让她一个人把陆念养到十岁，让她一个人走了几千里的路。她找到他的时候，头发白了，嗓子哑了，手粗得像树皮。他以为他可以把欠她的都补上，给她盖了新房子，让她养了鸡，日子好起来了。可是她的身体已经坏了，补不回来了。

“阿禾。”他叫她。

她没有应。他伸出手，把她脸上的头发拨到一边。她的脸是凉的，凉得像冬天的井水，凉得他的心都冻住了。他低下头，把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。她的额头也是凉的。他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对不起你。”他说。

走廊那头传来婴儿的哭声。细细的，嫩嫩的，像一只小老鼠在叫。那个声音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穿过产房的门，传到了他耳朵里。他直起身，看着阿禾。

“你听见了吗？”他说，“她在哭。”

阿禾没有回答。她再也听不见了。陆砚站了一会儿，转过身，走出产房。走廊很长，灯还是惨白惨白的，日光灯嗡嗡地响。他一步一步地走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响着，很轻，很碎。他走到保温室门口，透过玻璃，看见里面那个小小的婴儿。她很小，小得像一只猫，脸上皱巴巴的，眼睛闭着，嘴在动，像在找什么。她在找她娘。她不知道，她娘走了。她娘还没看过她一眼，就走了。

陆砚看着那个孩子，看了很久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到了那封信。那封阿禾揣了多年的信——“我在云汀。阿禾，安。”信纸已经碎了，他用一块布包着，一直放在身上。他把那封信掏出来，贴在胸口。

“你娘给你取了名字，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跟那个孩子说话，又像是在跟阿禾说话，“叫陆归。归来的归。”

保温箱里的孩子动了一下，小手动了一下，又不动了。她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她只知道她饿了，她在找娘的奶。她找不到。

陆砚把那封信重新揣进怀里，转过身，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的天。天快黑了，最后一抹光在云层后面，灰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他站在那里，没有动。他想起了阿禾跟他说过的那句话——她娘最喜欢桃花，每年春天都要在桃树底下站一会儿，仰着头看，看着看着就笑了。

桃花早就谢了。他来得太晚，什么都赶不上了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手上的血已经干了，褐色的，一块一块的，怎么也搓不掉。他没有再搓。他把手插进裤兜里，站在那里，灯在他头顶上亮着，嗡嗡地响，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遍一遍地叫着同一个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