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禾死在县医院的那天，陆砚在走廊里坐了一夜。他坐在长椅上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眼睛看着产房的门。门关着，灯灭了，里面没有声音了。保温室里那个孩子在哭，哭声细细的，穿过走廊传过来，像一根线，勒在他心上。

天亮的时候，陆砚去办了手续。死亡证明，火化证明。工作人员问他：“遗体怎么处理？”他说：“火化。”工作人员又问他：“骨灰运回绥滨还是怎么弄？”他说：“不运了。就在这里。”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，没再问。

他在火化单上签了字。

殡仪馆在县城东郊，离医院不远。陆砚坐殡仪馆的车过去的。车是白色的，很旧，座椅上的布套磨得发白。

他坐在后排，手里拿着阿禾的那封信。信纸已经碎了，他用一块布包着，用线缠了一道又一道。

车开了，窗外的风景慢慢往后退。县城的街道，供销社的招牌，粮库的大铁门，然后是庄稼地。玉米，水稻，花生，绿油油的，一直铺到山脚下。

阿禾就是在这条路上倒下的。她倒在车站门口，离村子还有几十里路。她走了一辈子，最后这几步，没有走完。

殡仪馆到了。工作人员把他带进一间屋子，让他最后看一眼。阿禾躺在那里，身上盖着白布，只露出脸。她的脸是白的，嘴唇是白的，眼睛闭着，很安详，像睡着了。她的头发被梳理过了，灰白色的，整整齐齐地散在枕头上。她活着的时候，头发总是乱糟糟的，没有时间梳，也没有心情梳。现在她有时间了。她什么时间都有了。她再也不用赶路了。

陆砚站在那里，看着她。他没有哭。他伸出手，把她额前的一缕头发拨到一边。她的额头是凉的。他把手缩回来，垂在身体两侧。

“行了。”他说。

工作人员把白布盖上，把他带出去了。

火化的时间不长。陆砚坐在走廊里等着，走廊很长，椅子是铁的，凉。他不知道等了多久。有人叫他，他站起来，走过去。工作人员把骨灰盒递给他。木头盒子，方方正正的，漆了深棕色的漆。他把骨灰盒接过来，抱在怀里。很轻。一个人活了一辈子，就剩这么点分量。

他走出殡仪馆。外面太阳很大，晒得他睁不开眼。他站在台阶上，低头看着怀里的骨灰盒。阳光照在木头上，漆面反光，亮得刺眼。

他沿着公路往南走了。

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走。他没有坐车，没有问路，就这么抱着骨灰盒，一步一步地走。他的脑子里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想。路边的庄稼地，山，树，房子，一样一样地从他身边过去，又一样一样地消失在他身后。他走过了县城，走上了县道，又走上了乡道。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破，从柏油路变成石子路，从石子路变成土路。他的鞋里进了沙子，脚磨出了泡，他感觉不到疼。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晒得他后背发烫，脸上全是汗，汗流进眼睛里，蛰得疼。他没有擦。

他走了多久，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在走。他不能停。一停下来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走了整整一天一夜，走到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他看见了那个村口的老槐树。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，枝叶密密的，像一把撑开了就收不拢的伞。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，有的抽烟，有的择菜，有的抱着膝盖打盹。鸡在他们脚边刨食，咯咯咯地叫。有人抬起头，看见了他。

陆砚站在村口，抱着骨灰盒。他的衣服皱巴巴的，裤腿上全是泥，鞋磨破了，露出脚趾头。他的脸上全是灰，胡子拉碴的，眼眶深陷，像刚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人。

老槐树底下的老人们都抬起了头。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

“这是谁啊？”

“不认识，外乡来的吧？”

“抱着个盒子，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看他那样子，走了多远的路啊……”

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眯着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，忽然站了起来。她手里的菜篮子掉了，菜撒了一地，她没有捡。她走到陆砚面前，仰着头看着他。

“你是不是……你是不是那个陆砚？”

陆砚看着她。他不认识她。

“就是那个……垦荒队的，”老太太说，“那年来的那个……陆砚？画地图的那个？”

老槐树底下的人一下子安静了。有人站起来，有人往前走了两步。那几个老人的眼睛都亮了，像一堆快要灭了的灰，忽然被风吹了一下，又亮起来了。

“陆砚？是那个陆砚？”

“哎呀，真是他！我认出来了！”

“他怎么来了？他怀里抱的什么？”

老太太没有回头。她盯着陆砚怀里的骨灰盒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声音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