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研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正在寝室里吃泡面。
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温屿安的消息：“查了吗？”

“还没，等你的出来了一起查。”

“你先查。”

“不，你先。”

“你先。”

“你先你先。”

我们像两个小学生一样你来我往地发了十几条消息，最后我忍不住了，登录了查分系统。输入准考证号的时候，我的手在发抖。不是没考好，而是那种“终于要知道结果了”的紧张。

页面加载了两秒，分数跳了出来。

372。

我盯着这个数字看了三秒钟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然后尖叫了起来。

“372！路野舟你考了372！”室友被我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。

“372！我考了372！”我拿着手机在寝室里转圈，泡面都忘了吃。

等我冷静下来给温屿安发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发来了他的成绩。

386。

“温屿安你不是人！”我发了一长串感叹号，“你考386！”

“所以我能去你学校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这个分数你去哪儿都行！”

“我就想去你学校。”

我看着这句话，坐在寝室床上傻笑了五分钟。室友问我怎么了，我说“没什么，就是开心”，室友说“你看起来像个傻子”。

我就是个傻子，一个开心得要死的傻子。

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在群里开了一场“庆功宴”——其实就是每个人点了一份外卖，在各自的宿舍里对着屏幕碰杯。景瑜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，萧煜跨专业考上了另一所学校，四个人全部上岸。

“什么叫实力？这就是实力。”景瑜在群里发了一张自拍，背后是他摆成“V”字形的两只手。

“你那个造型好像小学生春游。”萧煜说。

“你才小学生，你全家小学生。”

“你们俩能不能不吵了？”我发了一个无奈的表情。

“不能。”两个人同时说。

温屿安全程没怎么说话，但我注意到他的头像旁边一直亮着“正在输入”的指示灯，亮了灭、灭了亮，最后什么也没发出来。

我私信他：“想说什么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回：“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挺不真实的。”

“哪里不真实了？”

“我们真的要去北京了。”

“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了吗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——一起。不是隔了四十分钟车程的那种一起，是真的可以在同一个学校里、天天见面的那种一起。”

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忽然明白了他在说什么。

从大学起，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城市，但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校园里生活过。大学虽然同城，但不同校。我们总是在“靠近”和“分开”之间来回摇摆，像两颗绕着同一颗恒星转的行星，轨道相近但从不重合。

现在，我们终于要重合了。

“温屿安，”我打字，“以后你就可以每天给我占座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每天帮我带早饭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每天送我回宿舍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每天说晚安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每天说早安。”

“路野舟，”他终于忍不住了，“你是打算把我当闹钟用吗？”

“你是我的专属闹钟，别人用不了的那种。”

他回了一个省略号，但我敢打赌他在屏幕那边笑了。

研一开学前，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排练室。

不是同居——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宿舍，但需要一个排练的地方。景瑜通过音乐圈的人脉联系到了一些小型演出的机会，我们开始接一些周末的商演，有时候是livehouse，有时候是商场的活动，有时候是朋友的婚礼。演出赚的钱不多，但足够我们更新设备了。

我们租的排练室在一个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里，墙壁上贴满了吸音棉，看起来像一个被棉花糖糊了的洞穴。设备是我们一点一点攒的——贝斯是温屿安用奖学金买的，吉他是萧煜从他表哥那里低价收的二手，架子鼓是景瑜从他打工的音乐工作室“借”来的——其实是人家不要的旧鼓，他拉回来修了修居然还能用，麦克风架子是我用家教赚的钱买的。

这个排练室又小又潮又有一股霉味，但它是我们的。

第一次在新排练室排练的时候，我们四个挤在这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地下空间里，大眼瞪小眼。

“好挤。”景瑜说。

“挤一点暖和。”我说。

“这鼓敲一下整个房间都在震。”景瑜试着敲了一下军鼓，墙上的吸音棉掉了一块。

四个人看着那块掉下来的吸音棉，沉默了三秒，然后笑了。

“没事，粘回去就行了。”萧煜说着，真的去捡起那块吸音棉，从包里掏出一卷胶带，把它重新贴回了墙上。

“你怎么还随身带胶带？”景瑜问。

“以防万一。”萧煜说。